于学军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待察

于学军：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待察

2015年，中国经济的预期增速目标定在了7%，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不减。为了实现“保七”的增长目标，市场普遍预计今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下称“21世纪”)专访时表示，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潜能已逐步释放。如果再次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性政策，以图通过释放巨额流动性来拉动经济增长，那么不仅刺激效果会大打折扣，而且会造成经济结构、内在比例关系的进一步紊乱。

于学军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一线工作十多年，历任深圳银监局、江苏银监局局长等职。　　时下“三期叠加”的复杂形势，当中的许多问题、矛盾正是由“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所引发。　　“强”与“微”：刺激平衡术　　《21世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你称之为“4+10万亿巨额财政信贷刺激计划”。今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继续加大，新一轮的宽松政策或将再次袭来，对此你有何建议？　　于学军：2009年时我就提出，“以防御性策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每年我主要写一篇长文，2009年的文章就取这样一个题目)。当时我算了一笔账：金融危机之前的五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11%，全球经济则增长5%，彼此相差6个百分点。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经济增速从原来的5%变成了负增长，2009年为-3%多，如果按照一个正常的落差，与我国经济增速相差6个百分点左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3%左右就比较合理。　　从目前中国的内部环境来看，一些主要的风险点应该警惕。首先是房地产，其次是政府融资平台，第三是中国影子银行。　　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由中高速转为中低速，实际上得到官方、社会各方的普遍认可和接受。　　首先，中国现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超过了10万亿美元，基数巨大，增长难度自然加大，并且增长一点，数值也很大；其次，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原有潜能，也逐步释放得差不多了，而转型升级、形成新的增长优势又未明显形成。　　过去中国经济长期依靠的是比较成本的竞争优势 ，主要是人民币汇率、劳动力成本低，土地、环境成本廉价等，这样“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强的竞争力。现在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在东南亚及大部分地区，我们的劳动力成本比大多数国家高得多，一般高出了2-3倍，有的高出5-6倍。相比之下，中国已经没有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了。另外，土地、环境、资源等成本也上去了。还有一个因素是，人民币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第二次汇改后，已持续升值30%以上，中国的汇率优势已不复存在。关于这一点，去年一季度当人民币持续出现贬值时，官方及大多数专家仍认为人民币长期有升值压力，我就指出这种看法有误，人民币事实上已出现均衡汇率水平，出现了拐点，因此长期应有贬值压力。　　去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是在缓解，而是在加重。为此，从去年下半年，宏观调控就在实施实行所谓的“微刺激”政策，实际上调控越来越频繁，种类多样，力度也越来越大。比如，去年9月实施的房地产信贷政策调整，放开首套房的房贷认定标准，有利于刺激房地产市场；去年11月22日第一次调低利率；今年春节前大幅调低准备金率 ；3月1日又再次降息，等等。我预计，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肯定是向适度宽松的方向发展。　　新形势下的刺激性政策，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是其政策效果成疑。因为原来中国经济长期存在巨大潜力，宽松政策一出台，流动性放松，就会形成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但现在增长的潜能趋弱，我们的比较成本优势已大幅弱化。这时候出台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效应就会大打折扣，发挥的作用也就有限。搞得不好，甚至会发生货币泛滥，会造成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失调，造成更大的危害。第二点就是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与前几年不可同日而语，刺激性政策的效果存疑。　　《21世纪》：你刚才提及担心刺激政策造成经济的进一步紊乱。经济紊乱可能的表现有哪些？　　于学军：经济紊乱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比如说产能过剩有可能雪上加霜，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另外，在一些新领域可能出现新的泡沫，产生新的结构性问题。比如股市的非理性繁荣。股市本来是经济的“晴雨表”，经济好股市才好，现在经济不好却把股市炒得很高。也有可能使社会上的影子银行热火朝天，形成新的不良资产和新的债务链。　　所以，如果政策把握得不好，刺激的政策力度过大，也有可能产生新的风险。但是历史上出现问题时，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尙在，出现的问题也能慢慢消化。到了现在，经济增长的潜能发挥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再出现大的问题，消化起来就会很困难。　　对于利率，我们已经调低两次了，虽然还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但我觉得要特别的小心。因为美国利率下一步的趋势是往上调；欧洲和日本的利率已经降到一个历史低点，不可能再降了；新兴市场国家因为之前面临通胀的压力，利率大多处在高位。所以，中国的利率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比较合适，需要慎重把握。　　银行不良风险需警惕　　《21世纪》：伴随着经济的下行，金融领域的风险加剧。在你看来，今年哪些金融风险尤其需要关注？应该如何化解？　　于学军：今年到2017年的未来三年，金融风险始终是一个需要我们面对的严峻挑战。首先，现在反应出来的不良贷款和风险暴露，并不全面，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反映出来。未来几年，如果经济没有根本性好转，那么这些不良便会不断地暴露出来。因为，终究纸包不住火。经济好的情况下，不良可能转化成正常资产，风险就可化解了。如果经济继续下行，不良还是不良，那就必然会暴露出来。　　其次是房地产的不良，现在看来，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过剩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终会有一部分贷款转变为不良并爆发出来。　　三是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逾期违约已经出现，这一部分贷款会变成一个长期化的问题，矛盾会不断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找出解决办法来。　　第四是产能过剩问题。我们的很多行业，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存在产能过剩现象。未来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会出现分化，一些竞争力弱的企业会死掉，这也会形成银行的不良。　　《21世纪》：今年3月1日起，央行宣布降息的同时也进一步推进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将存款的上浮区间扩大至1.3倍，银行业的利差或进一步收窄。根据你的研究和观察，这对银行的利润和资产规模等将造成什么影响？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对小银行的冲击是否更大？　　于学军：从2012年的利率调整到最近一次，我国已把存款利率上浮区间调到了30%，中小银行普遍承受压力，利率一浮到顶，融资成本明显提高。我们现在的银行存款，在其负债结构中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早已通过理财产品、发债、CD等提前实现利率市场化了，成本更高。很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达到5%，这说明市场竞争已很激烈。　　如果我们预计今年利率再下调一到两次，那么利率的上浮区间就可能扩大到50%，这个幅度就很大了。这对商业银行构成的竞争很明显，银行负债成本的大幅上升，必将压缩利差空间，银行的盈利能力也会受到考验。对于一些管理不善、自身服务水平不高的中小银行，构成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平时在和一些银行的行长交流中，我可以感觉到这种冲击是很明显的。　　至于存款保险制度，我也问了很多中小银行，他们感觉压力不大。原因很简单，存款保险将大大小小的银行全纳入进来了。而我国的大型银行占了约一半的市场份额，他们实际上背后有国家的信用做担保，破产的可能性很低，但是他们交了保险，等于为中小银行担负了成本，也是一种背书。所以这对中小银行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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