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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军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待察

发布时间:2021-01-25 16:21:07 阅读: 来源:铝丝网厂家

于学军: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待察

2015年,中国经济的预期增速目标定在了7%,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不减。为了实现“保七”的增长目标,市场普遍预计今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下称“21世纪”)专访时表示,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潜能已逐步释放。如果再次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性政策,以图通过释放巨额流动性来拉动经济增长,那么不仅刺激效果会大打折扣,而且会造成经济结构、内在比例关系的进一步紊乱。

于学军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一线工作十多年,历任深圳银监局、江苏银监局局长等职。  时下“三期叠加”的复杂形势,当中的许多问题、矛盾正是由“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所引发。  “强”与“微”:刺激平衡术  《21世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你称之为“4+10万亿巨额财政信贷刺激计划”。今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继续加大,新一轮的宽松政策或将再次袭来,对此你有何建议?  于学军:2009年时我就提出,“以防御性策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每年我主要写一篇长文,2009年的文章就取这样一个题目)。当时我算了一笔账:金融危机之前的五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11%,全球经济则增长5%,彼此相差6个百分点。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经济增速从原来的5%变成了负增长,2009年为-3%多,如果按照一个正常的落差,与我国经济增速相差6个百分点左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3%左右就比较合理。  从目前中国的内部环境来看,一些主要的风险点应该警惕。首先是房地产,其次是政府融资平台,第三是中国影子银行。  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由中高速转为中低速,实际上得到官方、社会各方的普遍认可和接受。  首先,中国现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超过了10万亿美元,基数巨大,增长难度自然加大,并且增长一点,数值也很大;其次,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原有潜能,也逐步释放得差不多了,而转型升级、形成新的增长优势又未明显形成。  过去中国经济长期依靠的是比较成本的竞争优势 ,主要是人民币汇率、劳动力成本低,土地、环境成本廉价等,这样“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强的竞争力。现在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在东南亚及大部分地区,我们的劳动力成本比大多数国家高得多,一般高出了2-3倍,有的高出5-6倍。相比之下,中国已经没有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了。另外,土地、环境、资源等成本也上去了。还有一个因素是,人民币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第二次汇改后,已持续升值30%以上,中国的汇率优势已不复存在。关于这一点,去年一季度当人民币持续出现贬值时,官方及大多数专家仍认为人民币长期有升值压力,我就指出这种看法有误,人民币事实上已出现均衡汇率水平,出现了拐点,因此长期应有贬值压力。  去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是在缓解,而是在加重。为此,从去年下半年,宏观调控就在实施实行所谓的“微刺激”政策,实际上调控越来越频繁,种类多样,力度也越来越大。比如,去年9月实施的房地产信贷政策调整,放开首套房的房贷认定标准,有利于刺激房地产市场;去年11月22日第一次调低利率;今年春节前大幅调低准备金率 ;3月1日又再次降息,等等。我预计,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肯定是向适度宽松的方向发展。  新形势下的刺激性政策,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是其政策效果成疑。因为原来中国经济长期存在巨大潜力,宽松政策一出台,流动性放松,就会形成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但现在增长的潜能趋弱,我们的比较成本优势已大幅弱化。这时候出台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效应就会大打折扣,发挥的作用也就有限。搞得不好,甚至会发生货币泛滥,会造成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失调,造成更大的危害。第二点就是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与前几年不可同日而语,刺激性政策的效果存疑。  《21世纪》:你刚才提及担心刺激政策造成经济的进一步紊乱。经济紊乱可能的表现有哪些?  于学军:经济紊乱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比如说产能过剩有可能雪上加霜,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另外,在一些新领域可能出现新的泡沫,产生新的结构性问题。比如股市的非理性繁荣。股市本来是经济的“晴雨表”,经济好股市才好,现在经济不好却把股市炒得很高。也有可能使社会上的影子银行热火朝天,形成新的不良资产和新的债务链。  所以,如果政策把握得不好,刺激的政策力度过大,也有可能产生新的风险。但是历史上出现问题时,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尙在,出现的问题也能慢慢消化。到了现在,经济增长的潜能发挥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再出现大的问题,消化起来就会很困难。  对于利率,我们已经调低两次了,虽然还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但我觉得要特别的小心。因为美国利率下一步的趋势是往上调;欧洲和日本的利率已经降到一个历史低点,不可能再降了;新兴市场国家因为之前面临通胀的压力,利率大多处在高位。所以,中国的利率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比较合适,需要慎重把握。  银行不良风险需警惕  《21世纪》:伴随着经济的下行,金融领域的风险加剧。在你看来,今年哪些金融风险尤其需要关注?应该如何化解?  于学军:今年到2017年的未来三年,金融风险始终是一个需要我们面对的严峻挑战。首先,现在反应出来的不良贷款和风险暴露,并不全面,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反映出来。未来几年,如果经济没有根本性好转,那么这些不良便会不断地暴露出来。因为,终究纸包不住火。经济好的情况下,不良可能转化成正常资产,风险就可化解了。如果经济继续下行,不良还是不良,那就必然会暴露出来。  其次是房地产的不良,现在看来,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过剩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终会有一部分贷款转变为不良并爆发出来。  三是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逾期违约已经出现,这一部分贷款会变成一个长期化的问题,矛盾会不断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找出解决办法来。  第四是产能过剩问题。我们的很多行业,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存在产能过剩现象。未来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会出现分化,一些竞争力弱的企业会死掉,这也会形成银行的不良。  《21世纪》:今年3月1日起,央行宣布降息的同时也进一步推进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将存款的上浮区间扩大至1.3倍,银行业的利差或进一步收窄。根据你的研究和观察,这对银行的利润和资产规模等将造成什么影响?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对小银行的冲击是否更大?  于学军:从2012年的利率调整到最近一次,我国已把存款利率上浮区间调到了30%,中小银行普遍承受压力,利率一浮到顶,融资成本明显提高。我们现在的银行存款,在其负债结构中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早已通过理财产品、发债、CD等提前实现利率市场化了,成本更高。很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达到5%,这说明市场竞争已很激烈。  如果我们预计今年利率再下调一到两次,那么利率的上浮区间就可能扩大到50%,这个幅度就很大了。这对商业银行构成的竞争很明显,银行负债成本的大幅上升,必将压缩利差空间,银行的盈利能力也会受到考验。对于一些管理不善、自身服务水平不高的中小银行,构成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平时在和一些银行的行长交流中,我可以感觉到这种冲击是很明显的。  至于存款保险制度,我也问了很多中小银行,他们感觉压力不大。原因很简单,存款保险将大大小小的银行全纳入进来了。而我国的大型银行占了约一半的市场份额,他们实际上背后有国家的信用做担保,破产的可能性很低,但是他们交了保险,等于为中小银行担负了成本,也是一种背书。所以这对中小银行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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