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十年中国的得与思

入世十年：中国的“得”与“思”

从2001年到2011年，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携手走过了十年。为了总结入世的经验教训、为了提出新的目标和发展思路，2011年12月23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北京召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后的中国”研讨会并发布相关课题研究成果。《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　　课题研究报告从宏观经济、对外贸易、行业发展、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区域经济合作及国际评论等多个角度入手，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给中国经济社会和国际经济体系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系统评估，同时对未来各个层面的发展作出了详尽的展望。　　一切都源于“开放”　　提到入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总的评价就是——入世就是要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参与全球化、融入全世界的过程是福祸相依、有利有弊，但总体而言，中国在化弊为利、趋富避祸方面做得不错，入世十年成就斐然。　　担任本次课题组副组长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直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回顾过去的十年，我们可以看到，其影响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　　入世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GDP从2002年的12万亿增长到2010年的39.8万亿，年均增速10.7%，出口从3596亿增长到15779亿美元，年均增速22.9%。入世十年，中国成功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　　隆国强认为入世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中国经济实现了更加快速稳定的增长；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力地推动了体制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大增强了国民的开放意识与规则意识。　　入世不仅极大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指出，入世后，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和影响越来越大，极大影响了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而且中国创造了进出口贸易增长最快的世界纪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进出口贸易国。　　有进步也有欠缺，只有及时准确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指导未来。隆国强强调，入世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有序推进对外开放是增强一个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有效的办法。　　第二，要牢牢树立发挥比较优势的理念。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不可能在所有领域拥有国际竞争力，美国如此，中国亦如此，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因此，能否通过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来获得总体利益，关键是要建立一套结构调整与利益补偿机制，将资源从比较劣势部门顺利地转移到比较优势部门，开放的获益部门要能够充分补偿受损部门。　　第三，扩大开放需要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有效的协调机制。一个国家如果不愿意投资于涉外人才培养、智库研究，软实力的匮乏必然会令其硬实力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在这种状态下，投资软实力的边际收益将是巨大的。　　挑战即是动力　　入世之初，对于加入WTO，人们说的最多的就是狼来了，但是入世十年，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重要进步，而预想的“狼冲击”却没有到来。　　对此，张燕生认为，这主要因为在加入WTO之前，我国对外贸易的实际开发程度远高于名义值，其开放效应在加入WTO之前已经预先释放了。“根据我们的一项研究说明，加入WTO以前(1994年为基期)，我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明显高于日本，略低于美国。”　　“事实上，由于长期准备、积极应对和全民参与，无论是加入WTO后的过渡期还是过渡期结束后，我国都没有经历到真正的挑战和冲突。”张燕生分析道。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说明将来的十年，中国所受到的挑战更大，压力更大。　　“入世的影响是长期的，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未来十年。”张燕生指出，中国如何赢得未来10年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而真正的挑战和冲击来自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和风险，来自于越来越复杂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和冲突，来自于中等收入陷阱。　　展望未来十年，李善同也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相比过去十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更加不确定。　　从国际环境来看，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全球贸易增速将趋缓，而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将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期望和要求也不断提高。　　从国内环境来看，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将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在由中高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产业转型升级紧迫、社会矛盾凸显、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等系列挑战。　　而隆国强突出强调了更加严峻的外贸形势。未来随着我国出口结构向高附加价值活动升级，与发达国家的分工关系将逐渐从当前的垂直分工转为水平分工，从总体互补转为正面竞争。“从当年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看，美国为了维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一贯不择手段地遏制处于第二位的追赶者。”　　虽然受到直接影响的贸易额、投资额是有限的，但隆国强指出，贸易投资摩擦对我国经贸政策和体制，如汇率政策、知识产权、自主创新政策、服务开放等会产生巨大压力。　　深化改革是根本　　如果说入世的前十年是以开放促改革战略取得重大成功的十年，那么，未来继续深化改革是实施对外开放新战略的根本保障。　　中国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有没有竞争力，能不能经受住进一步的改革，中国的产业结构哪些是要看市场，哪些是要依靠政府，中国未来在国际竞争中，除了劳动力优势，有没有资本面上的优势，这些都需要改革来完成。”　　“前十年通过开放推动了改革，今后十年，要在开放的路上走下去，要协调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要在世界经济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真正取得了全球化的好处，不改革是不行的。”卢迈说。　　从中国内地与港澳签订的CEPA八年的实践情况来看，张燕生认为，始终存在着“大门打开、小门不开”的问题，其瓶颈主要在于两地之间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差距大，规则和标准不对接，政府作用不同。事实上，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大政方针从来没有改变，但评估结果并不好，原因是改革没有跟上。　　今后，中国要积极推动中日韩FTA，研究与美国建立FTA的可能性，要把CEPA和ECFA建成高标准的FTA，张燕生分析，其中最关键的不是开放问题，而是改革问题，也就是市场化规则和国际进一步接轨的问题。“开放促改革与发展，改革深化开放和发展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目前问题的关键是内因要起变化，而不是外因施加压力。”　　根据李善同课题组对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模拟分析，如果延续过去的发展模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运行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经济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将日益突出。如果中国能够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要素领域、公共支出领域、能源和环境领域的改革，不仅可以缓解和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凸显的深层次矛盾，同时也可以激发经济长期、持续、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　　根据他们的模拟结果显示，如果这些改革措施到位，中国经济不仅可以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且可持续性动力更强，产业结果将更加优惠，消费投资结构、城乡关系将更加协调，资源将更加节约、环境损害将更小。　　隆国强强调，当前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难以奏效，必须要紧紧围绕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改革面临利益集团日益增大的阻力，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推进改革。　　呼唤新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贸易规模的迅速壮大，国际国内看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利与责任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差异。隆国强认为，在这些新形势下，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必须进行相应调整，国际社会更多看到中国总量的变化，强调“责任论”，发达国家期望中国在气候变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世界经济再平衡等方面承担更大责任，发展中国家期待中国在对外援助领域投入更多资源，中国国内则较多地看到人均水平的低下，强调发展国家的身份和权利。隆国强认为，这种认识上的落差已经对中国责任大国的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　　隆国强呼吁，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将从以往的积极被动型转变为未来的积极主动型。要始终不渝地事实互利共赢开放战略，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前以接受国际规则为主变成参与国家规则制定，在多边、区域和双边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主动承担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提供国际公共品。　　张燕生预计，未来十年，WTO不仅要求中国更好地履行WTO现有规则和承诺，而且要求中国更多地承担进一步率先开发和扩大内需的大国责任。这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国内现行规则、体制和战略调整带来新的挑战。　　过去成功的发展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要建立新模式。张燕生表示，中国要实现从“摸着石头过河”向基于规则行事的模式转变，从政府推动经济建设向提供公共服务和完善法治体系的功能转变，从“让少数人富起来”向“共同富裕”的战略转变，从顺周期调节的本国责任向逆周期调节的大国责任的角色转变，从低成本竞争优势向高增值竞争优势的结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王洛林在发布会上也指出，我们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应该作相应调整，不能再简单着眼于开拓国际市场和“出口创汇”，而要转向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们的战略重点也要从过去接受国际规则为主，转向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承担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从而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推进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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